俄罗斯-乌克兰冲突或危机已箭在弦上，基本已不能被美国和北约无实质性让步的外交谈判所阻挡。原因如下：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之后出现15个新的独立国家。目前，已加入欧盟的三个国家，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的经济，按照人均GDP，远好于其他国家。余下的国家中，俄罗斯的经济最好。可以证明，各地区不同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有层次性的。这些国家里，在中亚的那些国家经济几乎不可能超越俄罗斯，也不用有幻想。在欧洲的那些国家，假如能加入欧盟，则他们的经济有望起飞并快速超过俄罗斯，虽然在欧洲，他们的经济也只能排在中下——已经成功的就是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这也是为什么乌克兰那么想完全脱离俄罗斯而投向欧洲的怀抱。

另一方面，对俄罗斯而言，安全是第一位的。为保证安全，首先，俄罗斯不允许他的后花园，从前苏联分出去的中亚五国，发生大规模冲突或动乱。这是为什么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冲突不会失控、哈萨克斯坦动乱必须很快平定的原因。然后，且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会努力在自己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拥有一个缓冲区。对于缓冲区的迫切需求，很大程度上由美国和北约于2007年计划在中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激发，同时，俄也习惯有缓冲区，如与中国之间有蒙古国。对已加入欧盟的三个小国家，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俄罗斯不好操作。但另外三个，格鲁吉亚、乌克兰、白俄罗斯，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就高多了。这是2008年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的根本原因。白俄罗斯已基本认清形势，所以能摒弃与欧洲多接触以提升经济的诱惑。乌克兰已动身在加入欧盟的路上，加上乌克兰人口众多，所以俄必须抓紧阻止，等以后木已成舟，就不好操作。这是短期的视角。更长期的视角是，装作进攻或真的以小规模方式进攻乌克兰，将促使和加速欧盟正在讨论的联军的建立—— 欧盟联军一旦建立，世界就会变成多极的，那将对俄罗斯有利。但是，欧盟联军成立后，再对乌克兰等有所动作，就会困难些。所以，俄罗斯必须抓紧。这样就有了普京和俄罗斯目前的红线：美国应阻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前苏联国家加入北约；美国也不应在乌克兰或任何其他非北约的前苏联国家建立军事基地或进行“双边军事合作”; 美国甚至应撤销已部署或计划部署在中东欧的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和北约，至少从外交层面来说，必须立即拒绝这条红线。这是俄乌危机不易化解的症结所在。

虽然美国和欧盟多方努力，但时至今日，还是不能判断俄是否会进攻乌克兰。俄其实希望找到一个台阶以避免开战，如威胁去古巴和委内瑞拉部署武力。基本来说，若美国和北约能保证在近期不通过乌克兰东扩，则战争基本可以避免。不然，战争肯定会发生。但俄方会尽力控制规模——战争的根本目的是阻止北约东扩，所以，只需证明，任何东扩都会被迅速打击而不会有成果。

所以，是否能阻止战争，关键已不在俄方，而在美国和北约 ——若不让步，战争基本不可避免。

2021年白俄罗斯-波兰边境危机，或者更一般的，2021-2022年白俄罗斯-欧盟边境危机，不仅是一场移民危机，背后更是一场政治博弈。白俄罗斯和欧盟的矛盾升级始于2020年白俄罗斯大选，欧盟及西方国家指责卢卡申科总统的第六次连任有违民主精神。自去年8月起，数以万计的移民，主要是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少数来自亚洲其他地区和北非地区，通过白俄罗斯的边界前往立陶宛、拉脱维亚和波兰。这场危机由诸多因素引发，包括2020年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后其民众的大游行抗议；瑞安航空4978航班于2021年5月23号在白俄罗斯领空被军机劫持被迫着落，其后机上的一名持不同政见的记者及女朋友被捕；白俄罗斯受西方更严厉制裁，至白俄罗斯-欧盟关系急剧恶化等。值得强调的是，白俄罗斯-波兰的冲突造成双方的政治不稳定性都急剧升高，位列世界前茅。

白俄罗斯-波兰边境危机，本质上可看成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应对西方制裁的一次操练。假如俄罗斯-乌克兰爆发战争，且俄罗斯受西方严厉经济制裁，则白俄罗斯-波兰边界将成为第二战场。让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将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首选策略。假如制裁之严厉至于极限，则俄罗斯甚至会在东欧开辟另一条战线以打击美国已部署在罗马尼亚和已推迟了两次但计划于2022年部署在波兰的导弹防御系统。

鉴于日前紧张的俄乌局势，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联合必须关注。2022年1月18日，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军事人员和装备已开始抵达白俄罗斯以便进行联合军演。军事演习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从今天持续到2月9日，重点放在部队迅速部署、保卫政府和军事设施及联合空军射击演习。第二阶段将在2月10日至20日举行，重点是加强边境防卫。1月21日，俄罗斯国防部称，已向白俄罗斯派遣2个营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同日，路透社报道，演习区域位于白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西部边界附近、靠近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南翼。不仅如此，20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签署总统令，宣布将于2月27日举行关于修改宪法的全民公投。从俄乌冲突的背景来看，草案最值得关注的部分是删除了“无核”和“中立”条款，取而代之的是“避免在本国领土上发生侵略他国行为”的承诺，以及“若局势紧张，总统可以要求议会考虑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派遣军队及相关人员，以维护集体安全”的提议。

总体而言，边境危机，表面上是白俄罗斯和波兰两国对抗，实质上可以看成俄罗斯和欧盟、北约关系的一个缩影，是对西方已有的和进一步将有的制裁的一个回应。爱好和平的人们，只能希望白俄罗斯不会以第二战场的姿态出现。

 3   伊朗-美国冲突

当2018年5月，美前总统特朗普因鄙视美伊核协议不包含关于导弹、人权、和恐怖主义的条款而选择单边放弃协议时，世界感到震惊。在2021年上半年，当拜登政府表示愿意与伊朗恢复核协议但又无所作为时，虽然世界不再感到震惊，但毕竟还是有些惊讶、疑惑。关注美伊核谈判的人们不得不思索，谈判究竟会如何发展？新的危机是否会出现？

为精确判断美伊核谈判的走向，需仔细考虑各方的诉求、所受的束缚或限制，及可能有的应对策略。就伊朗来说，通过媒体大数据计算可以发现，伊朗近20年的政治不稳定性完全因核问题和恐怖主义受美国经济制裁造成，因此为了在将来少受或不再受美国的制裁，伊朗会很希望在核问题上多一些专长甚至拥有一个核武器，使得在谈判时，多一些筹码。但伊方清楚，拥有核武器不是一个选项，因为，制作核武器的过程及拥有核武器后所受的制裁及军事打击，将不是其能承受的。但在遭受美方单方面毁约、重大经济损失、高级将领苏莱曼尼更于2020年初在巴格达被暗杀的背景下，现在简单接受美方的条款，也不是一个选项。所以，伊朗要求美方给予赔偿、并且保证下一届政府也会继续履行协议等。

同时，为对国内民众有个交代，伊方新政府也须表示强硬。这些诉求，反映在伊朗自2021年下半年至今所做的很多事，包括：2021年7月29日，从坦桑尼亚前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艘油轮在阿曼海岸附近遭到无人机袭击。以色列，美国，英国和罗马尼亚官员将这次袭击归咎于伊朗，虽然伊朗政府否认参与其中（但其媒体承认）。2021年8月3日，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前往阿曼的沥青油船“沥青公主号”在阿曼湾遭到袭击并被劫持，西方媒体认为，劫持者得到了伊朗的支持。2021年11月4日，成千上万的伊朗人游行纪念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42周年，并高呼反西方口号，焚烧美国国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也现身游行现场并对民众发表讲话。2022年1月3日，伊朗致函联合国,要求美就苏莱曼尼将军之死对美国和以色列采取行动,并提交了一份127名“嫌疑人”的指控清单。同年1月5日，叙利亚马亚丁镇附近一美国军事基地遭到伊朗支持的民兵袭击。

美方的诉求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基本的，即伊方不发展核专长和核武器，另一方面是拓展的，即保持绝对霸主的形象、充分体现无情外交、利于国内政治和选举。因为这些考虑和需求，美方会要求伊朗逆转其核进程并同意加强监督以换取减轻制裁。同时，因为美伊核协议部分或全部条款在2023、2024及2025将失效，美方也给伊方加了个截止期，即告诫伊朗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核争端问题的时间有限，顶多到2022年2月初。

2021年12月27日，第八轮美伊核谈判在维也纳开启。伊朗方面对于谈判持积极乐观态度，但西方国家认为谈判进展缓慢。就近期来看，能让双方完全满意的协议大概率不会出现。因为美国想从伊朗乃至中东问题中脱身，以便能聚焦于其认为更重大的国际事务，美国需要以色列这个盟国来处理伊朗事务。近期以色列的很多行为，表明了其乐意并极其胜任这一任务。

2021年10月13日，以色列外交部长亚伊尔·拉皮德宣布，正在考虑所有选项，以促使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同月19日，以色列国防部长要求增加15亿美元预算用于采购武器以对抗伊朗。至同年12月18日，以色列国防部长甚至向美国国防部长提出了其军队袭击伊朗领土的时间表。同时，以色列也刻意曝光其与伊朗的矛盾。比如，以军官员在2021年12月20日首次透露，以方曾参与美军暗杀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的行动。2022年1月10日，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表示，无论德黑兰与世界大国之间达成任何核协议，以色列都将保持对伊朗采取"不受限制"的行动。

由于以色列的加入甚至占于主导地位，美伊核谈判的走向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若政治秀结束后，美伊能签署一份双方让步的协议，即美方不再要求伊朗逆转其核进程，因此只撤销部分特朗普加的制裁（less-for-less），那对世界是福。若冲突加剧，甚至出现小规模局部战争，那对世界自然是祸。

 4   中美关系

我们选择中美关系作为2022年需关注的热点之一，不是因为近期中美互动已显示出很大的爆发正面冲突的可能性，而是因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只要不被其它国际事务羁绊，美方肯定会专注对付中国，而中方则会一直关注美方的动态，努力应对美方的各种挑衅。更重要的是，中美任何交锋，都会对世界造成巨大（且经常是负面）的影响。

拜登刚入主白宫时，中外许多人士都希望中美关系能有所改善。可惜这个愿景没有成真。相反，拜登新政府的每一位成员就职时都表态，将把中国视作美国最大的挑战者和竞争者。拜登本人也在其上任的第二周就致电英、法、德领导人，要求他们与美国联合共同应对中国。随后，在维持特朗普政府所有对华的政策时，拜登政府逐步扩大对华高科技公司的制裁，并于2021年9月，和英国及澳大利亚建立了三边安全合作机制AUKUS。同月，也重拾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且在华盛顿举行首次线下峰会。因怀疑新疆地区可能有强迫劳动的行为，拜登总统甚至于12月24号签署法案，全面禁止进口中国新疆的产品，并要求其盟国跟随。

客观数据及定量分析能帮助理解为什么拜登上任后中美关系以上述方式发展，并防止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为理解美国新政府的行为，需要精确知道中美关系何时发生了质变。通过将“质变”理解成“美国通过联合多方势力实施全球战略布局，以遏制中国崛起”，可以发现，中美关系在2010年发生了质变，因为美国该年在东北亚、南亚、东南亚地区和南太平洋地区都有系统的布局，并且两国的舆论冲突在2010年后显著上升了一个台阶，且在随后7年里，始终维持这一状态。2015-2017年，中美合作态势也降了一个台阶。特朗普执政前，美国对中方更多的是外交层面的战略谋划。特朗普执政4年中，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制定了更详细的应对方案，并打破了美国政府多年来坚持的接触战略说法，从战略和战术上主动出击打压中国。由此可见，拜登政府的策略只是简单整合了前两任总统的战略和战术，因此，任何期望中美关系改善的愿望注定落空。

中美关系的妥善处理，对世界各国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世界和平，助力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至关重要。虽然，中方很难直接影响美方的行为，但中方若能应对得当，当能将损失最小化并造福世界，如在某些情形下避免让被牵涉的其他国家被迫选边。具体来说，为有效应对美方利用意识形态及衍生的各种伎俩，中方应充分运用古今中外都追崇的普遍价值来破局。同时，中方应让世界明白，即使中美体制完全一样，美方还是会无情遏制中方发展，所以，中美之争，根本上不是第一第二之争，而是美方想保持绝对的霸主地位而不允许中方继续发展。所以，诸如新疆棉、强迫劳动、维吾尔族受压迫甚至被灭族等事，中方应该清楚地告诉世界，维吾尔族是新疆人口最多的民族，超1100万。那么，全面教改、压迫、灭族，又从何说起？

虽然目前中国在许多高科技领域都远落后于美国，但中国人民勤劳、勤奋、能吃苦、有创意，所以，若政府能有效布局，许多来自美方打压的负面效应，当能被有效消除。在科技方面，中方应该全面布局、因地制宜。比如，政府可以鼓励部分科研人员从事从零到有的独创性研究，同时应鼓励部分人工智能研究者致力于发展智慧农业，即发展能变革农业的人工智能，并从农业的具体需求出发提炼出一些深刻的问题而发展一般性人工智能。也应该充分利用广西、云南、甚至东南亚丰富的食品资源，大力发展深度食品加工，使得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民都能享受那些优质的食品资源 ——时值世界多地出现饥荒，全球几亿人民缺少粮食，深度食品加工既能造福人类，也能成为帮助农民脱贫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同时，中方应该持续、有深度地监测、预估美方各种可能的策略和行为。这里值得注意，运用随机分形理论分析新闻媒体大数据，可以发现，2021年的上半年对应美方政策的改变期，即尚未决定如何具体对付中方。2021年的下半年，美方有了明确的方案，包括加强制裁中方高科技公司和用新疆棉说事。但总的来说，美方还在努力寻找抓手以更好地对付中国。在可见的未来，其中一个抓手可能是与台湾签署某种自贸协议，前提是美方能从自贸协议发现对己足够多的好处。为有效预估美方各种可能的策略和行为，中国政府可以尝试建立一支精悍的由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及社会科学家组成的交叉队伍。总之，有效消除来自美方打压的负面效应，既是造福自己，也是造福世界。

一般来说，在中美高层已认同两国关系是竞争而非冲突的情况下，中方应该学会从容应对美方的各种挑衅并消除其不利影响。美方各职责部门的官员，不管其以前对华的态度是友好还是充满敌意，为显示其爱国，并为以后选举争取有利地位，都需对华表示强硬，并努力将一切政治化。中方应在竞争的框架内，努力消除被政治化了的元素。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消除虚假信息的传播，并争取到世界的理解、同情和愈益宝贵的发展权利。最重要的是，通过对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若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足够的增长率，疫情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将会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

 5   叙利亚问题

叙利亚作为2022年需关注的热点之一，不仅因其战争仍在持续，更因其2021年政治不稳定性曲线外推后仍位列世界前茅。当然，相比于2020年3月前，其形势已有了好转。这也可由图1看出。

纵观叙利亚战争历程，自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在地区大国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干预下，叙利亚局势由示威游行演变到武装冲突，从2011年7月反对派“叙利亚自由军”的出现，到2013年9月“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再到2015年12月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成立，叙利亚局势形成叙利亚政府军、反对派、库尔德武装以及“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等多方混战、武装割据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叙利亚战争的各方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得到了外国的各种支持。

叙利亚战争重要的时间节点包括：2014年9月，美国及其盟友开始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2015年9月，俄罗斯在军事上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并开展了空袭和其他军事行动；2016年8月，土耳其武装部队正式对叙利亚进行直接军事干预，联合叙利亚反对派打击叙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2017年，叙利亚政府军在战场上占据了主导权；2020年3月，俄罗斯和土耳其同意在反对派据点伊德利卜停火，战局缓和，此时的叙利亚政府军已控制近64%的领土。随着战争的进行，各种军事力量不断介入，叙利亚的战争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逐渐演变成“代理人”战争。叙利亚不再只是政府军、反对派、库尔德武装、伊斯兰极端组织等当地势力的战场，也成为了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美国等各国力量博弈的场所。

2021年，叙利亚战争有以下几个阵线。首先，政府军、俄罗斯和反对派、土耳其之间，虽已同意停火，但仍存在小规模冲突，包括每月的空袭、炮击、狙击与地雷埋设等，如，2021年12月26日-2022年1月4日期间，俄罗斯多次空袭了反对派控制地区的设施与据点。其次，“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残部仍然每月频繁对政府军、库尔德武装甚至平民发动恐怖袭击，而且持续到了今年，如2022年1月2日，“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东部沙漠地区袭击了一辆政府军的军用运输车，造成5名士兵死亡，20人受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袭击造成的伤亡人数在逐月下降，这可归功于多方势力的围剿使极端组织的力量有所削弱，如俄罗斯的空袭在2021年10月期间就曾导致31名“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死亡。再次，因怀疑伊朗在叙内有军事力量，以色列多次空袭和打击首都大马士革、港口城市拉塔基亚等地区，且表示这种打击将会继续，但是从整体来看，无论是打击数量还是造成的人员伤亡，在下半年均有所减轻。美国也依然对叙利亚事务有所干预，如拜登政府曾于2021年2月25日对叙利亚境内亲伊朗民兵组织的设施发动空袭，并于2022年1月5日，因怀疑其驻叙利亚“绿色村庄”基地遭伊朗势力的火箭弹袭击，予以反击。此外，东北部库尔德武装与土耳其之间也间断性地发生较小规模冲突。总的来说，叙利亚在2021年多方相互对抗打击的局势仍在继续，除了政府军和反对派之间的冲突随时间变化保持平稳甚至略有上升外，其他冲突及伴随的死亡人数在下半年出现了减少的趋势，故2022年叙利亚战争继续扩大的风险较小，有望呈现出继续衰减的局面。

2022年叙利亚政府会致力于两大任务，一是战后重建，二是恢复领土，第二点对于阿萨德政府而言显然更加紧迫。因长期战争，经济危局，加上尚未结束的新冠肺炎，叙利亚战后重建会极其困难，其人道主义危机在2022及往后几年，也将持续甚至恶化。这可由2022年初，二十几名难民逃到本身也深陷人道主义危机的黎巴嫩而遭黎巴嫩当局逮捕可见一斑。确实，即使进入2022年后，叙利亚还是每天都有多起百姓受蹂躏和因被战火波及而伤亡的报道，如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地区受土耳其支持的派系砍伐橄榄树、掠夺收成并向农民征税。

 6   巴以冲突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作为以色列和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间冲突的一部分，由来已久。追溯历史，冲突的核心与不同民族间对有限土地的争夺密切相关。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量犹太人重返故乡，耶路撒冷自此历经沧桑，从未停息。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建立犹太国家，由此，巴勒斯坦难民逐渐增加，巴以冲突也逐渐“常态化”。其中，70多年间，爆发了6次大规模中东战争（1948-1949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1967年的“六日之战”、1973年的“救赎日战争”以及1982年和2006年的两次黎巴嫩战争），以及不计其数的民间冲突。并在2021年5月，爆发了近几年最严重的巴以冲突。

和以往的巴以冲突源于中东和平进程受挫、以色列或巴方有重大军事举措不同，2021年5月的冲突源于民事纠纷，但升级迅速。5月7日，以色列军警驱赶东耶路撒冷谢赫·贾拉社区的近十户阿拉伯家庭，原因是以方认定这些住宅产权属于过去居住在此的犹太家庭，阿拉伯人拒不执行该判决且拒绝离开，于是双方开始爆发摩擦及小规模的冲突。正值斋月兼阿拉伯人周五聚礼日，大量阿拉伯人在圣殿山聚集，要求犹太人撤出东耶路撒冷，于是以方军警封锁了整个圣殿山，骚乱升级为导致300多人受伤的大冲突，耶路撒冷陷入混乱。双方的民事纠纷本可通过继续协商解决，但被哈马斯抓住机会介入并放大，宣称誓死保卫耶路撒冷，5月10日哈马斯发起大规模火箭弹攻势袭击以色列，以方的还击也十分迅速，对700多个目标进行定点清除，通过斩首行动“消灭”了几十名哈马斯人员，包括十名哈马斯高级官员。持续多日的武装冲突，将巴以紧张局势推向一个新的高点。5月20日，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双方于21日2时开始停火，但随后巴以之间的零星交火依然不断。截至5月22日，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的统计，至少248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空袭中死亡，1400余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则有12人死亡、100余人受伤。

好景不长，2021年8月22日，以色列国防军出动战机空袭了加沙地带哈马斯的多处军事目标，以方表示，空袭是对日前加沙地带武装人员射伤以军士兵事件的回应。随后，12月10日，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军方人员在约旦河西岸发生冲突，导致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68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将ACLED提供的信息汇总，可以发现，2019年至2021年间，巴勒斯坦地区发生的6类冲突事件致死人数均为波动上升（见图2），其中2020年部分冲突有所缓解，与COVID-19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有一定关联。

巴勒斯坦内部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是阻碍巴以之间和平进程的一大重要因素。巴勒斯坦内部派系众多，包括巴勒斯坦社会民主党（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又名法塔赫Fatah），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the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 PFLP)，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the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General Command, PFLP-GC），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the Democrat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尼达尔组织（the Abu Nidal Organization），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the 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和哈马斯（Hamas）等等。其中，“法塔赫”和“哈马斯”占主导的两大政治派别，在处理巴以问题时都希望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各方势力对国家政权的争夺在一定程度上只会增加内耗，削弱巴勒斯坦整体力量，而且对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极为不利，无益于处理巴以关系。希望未来，巴勒斯坦的各方政治势力能够冰释前嫌，意识到内部团结的重要性。

自拜登上台后，表示愿意重新承认“两国方案”，但所谓的“和平方案”，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巴以冲突的核心问题。巴以冲突的持久性和解决的艰难性表明，在诸多的普世价值中，包括民主、公正、博爱等，当牵涉民族、国家的概念时，可能都会变成次要的，降至第二梯队。这个观点应该能帮助理解、认识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冲突的根源。就巴以冲突而言，我们只能希望，拥有绝对优势力量的以方能克制些，不至造成巴方巨大的伤亡；巴方各党派更应该彼此协商，团结对外，运用其智慧提出一条新的解决方案，使得以方能接受，世界也能支持。这样，未来双方关系才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7   也门问题

自2014年9月内战发生至今，也门仍深陷战争泥潭，其人民也仍在深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中挣扎求生。

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于2014年9月控制了也门首都萨那，随后于2015年3月宣布推翻哈迪政府，并向南扩张至哈迪政府权力所在的亚丁省，迫使总统哈迪逃往沙特阿拉伯。震惊于由地区什叶派势力和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迅速崛起，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发动了旨在击败胡塞武装、结束伊朗在也门的影响并恢复哈迪政府的军事行动，随之而来的便是也门持续至今的军事僵局。时至今日，也门内战已牵涉诸多武装势力。除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哈迪联盟外，在也门南部和蒂哈马海岸，还有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派系，包括南方过渡委员会、塔雷克·萨利赫（前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的侄子）的全国抵抗阵线、巨人旅、蒂哈马抵抗阵线等。其中，南方过渡委员会作为也门南方分离主义运动的主要政治分支，其与哈迪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容忽视，南方过渡委员会曾于2019年8月将哈迪政府驱逐出亚丁，后在沙特的干预下与哈迪政府于2019年11月签署了《利雅得协议》。但双方未曾真的达成共识，因此至今还未实际履行协议。

胡塞武装控制也门首都萨那和除马里卜省以外的也门北部所有地区后，于2021年2月，以占领马里卜省为目标，发动了马里卜之战，导致马里卜省的武装冲突升级。由此，也门内战迎来了一个关键节点。马里卜省位于也门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十字路口，是哈迪政府军在北部的最后一个据点，同时还是也门油气业的中心——马里卜省油田和炼油厂的产量占也门总能源需求的近8%（也门9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2021年10月，胡塞武装控制了马里卜省和舍卜沃省（该省也有油田和该国唯一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5个地区。这引发了许多国际观察者担心，若胡塞武装占领马里卜省，可能会导致至少50万人流离失所。所幸，胡塞武装的进攻势头已被阿联酋支持的巨人旅武装遏制，于2022年1月10日宣布已完全解放舍卜沃省所有地区。这直接打击了胡塞武装占领马里卜的进程，作为警告和反击，胡塞武装于2022年1月17日对阿联酋发动了袭击。也门内战至此变得更为复杂。

2022年乃至未来更久，也门内战仍将处于难以结束的胶着状态。即使胡塞武装在近期被完全击溃，因牵涉诸多反胡塞势力，也门战争也不会完全消停。因此，伴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和叙利亚战争接近尾声，可以预见，也门在2022年及未来几年或将变成中东战争的主战场。

也门人道主义危机仍需要国际社会继续深切关注。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物协调厅统计，截至2021年10月，也门有2070万人因医疗、饥荒、营养不良、流离失所等问题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占也门总人口约70%。更为严峻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于2021年12月发出警告表示，向也门1300万人提供粮食援助的资金即将耗尽，自2022年1月起，只有处于最危急饥荒状态的500万人可以得到全额的粮食援助配给，余下的800万人只能得到部分援助配给。显然，也门在2022年将面临更为严重的饥荒。

 8   新的军政国家里的危机

2021年可谓是“政变之年”，政变次数达到近20年以来的最高，部分政变后国家政局极度动荡，社会冲突加剧，群体性事件频发，甚至内乱的风险也不断加大。在诸多安全态势持续严峻的国家中，缅甸、苏丹和马里政变后引发的冲突和危机尤为严重。

虽然缅甸自1948年脱离英联邦宣布独立，但军方在1962年至2011年间长期掌握着国家的政权。近年军方与文职政府之间的紧张态势又升级。2021年2月1日，缅甸发生军事政变，昂山素季和部分民盟高级官员遭军方扣押。被扣押至今，昂山素季已先后面临十余项罪名指控，今年1月，昂山素季再被判处4年监禁，加上此前的刑期共6年。政变的导火索可追溯至2020年11月的缅甸选举，民盟在这次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惨败的发展党称“选举存在舞弊”，军方也顺势发动了这场政治危机。政变发生后，一度引起缅甸国内局势剧烈动荡，国内政党以及多地民众纷纷发起不同规模的抗议游行活动，军政府的持续暴力镇压在几个月内已导致超过数百人死亡，数千人被拘留。全球各国对此次政变表示强烈谴责，国际制裁以及国内的混乱导致缅甸的经济、民生急速恶化。12月，军政府与克伦民族解放军冲突升级，23日，军方对缅泰边境妙瓦底勒格果实施空袭，民众安全受到威胁，缅泰两国之间的贸易也受到严重影响。

缅甸民族团结政府（NUG）于去年9月启动针对军政府的“人民防卫战”，并在不断发展自己的军事势力。虽然各地的平民抗议和武装团体的抵抗频繁发生，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民族团结政府推翻军政府的努力大概率无法实现，军政府也不希望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根本原因是，军政府远比民族团结政府强大，军政府现役军队人数约有40.5万（缅甸总人口约5000万），而人民国防军仅有约3万人，且分布在缅甸各处，组织较为松散。若武装冲突激化，军政府对人民国防军及其联盟发起大规模镇压，尤其是空袭，对后者来说将会是致命打击，国内民生也会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军政府也在使用各种手段不断消解抵抗势力。例如，使用“四个削减”战略，即削减叛乱分子的食物、资金、情报和新兵来源；说服武装团体不要与民族团结政府建立正式联盟；并以平民为目标，绑架反叛军亲属作为人质等。虽然政变时军政府承诺在2022年底紧急状态结束后，于2023年重新举行多党民主选举，但就目前而言，和平理智的政治谈判不太可能按时发生。

东南亚的混乱尚未平息，地球另一端的非洲大陆政变又起。在有政变的非洲国家中，苏丹和马里尤其令人担忧。

苏丹复杂的种族矛盾、民不聊生的经济形势，使该国深受内战和政变之苦。自1956年独立后，苏丹爆发了两次大规模内战，小规模武装冲突更是不断。巴希尔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的30年间（1989-2019），其独裁手段以及伊斯兰化政策给苏丹留下了极大创伤。如今，巴希尔下台已两年有余，但由文官和军人联合组成的过渡政府仍非常脆弱，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裂痕日益外显。去年下半年，苏丹政局一直处于紧张状态。9月21日，苏丹发生军事政变，但被过渡政府挫败，40余名军官和士兵被拘留。10月25日，苏丹军方再次发动军事政变，抓捕并软禁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及多名内阁部长，接管政权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自此次军事政变以来，苏丹已经爆发10余起人民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安全部队与民众间的冲突导致至少57名抗议者死亡，数百人受伤。为安抚民众，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政变后被请回续任总理，但今年1月2日，哈姆杜克宣布辞职，军方几乎已全面接管苏丹。苏丹的军队力量相对不小，现役人数约10.5万，看来其政变的发展或与缅甸类似。但苏丹民众深受巴希尔政权之苦，不会再次接受一个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所以，之后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抗议和冲突可能会愈演愈烈。然而，比起看不到光明的政治和解，更为紧迫的是经济困境。2020年苏丹的人均GDP仅有约600美元，若要消弭抗议和政变的民意基础，就必须破解经济困局。对于当前的苏丹来说，只能依靠外部力量来缓解国内危机。可以说，2022年，苏丹的民生问题和政治僵局交织，混乱局势或更将恶化。

另一个非洲国家，马里，也同样在承受着危机的恶性循环。长期以来，马里的经济严重落后，2020年人均GDP仅为860美元，其经济基础难以支撑民众从原来的部族依附转为现代公民的状态；政府腐败不堪，克扣军饷，导致军方倾向反对派，政权动荡不安。2021年5月24日，马里发生军事政变，这是马里在2020年8月政变后的第二次政变，过渡政府总统恩多、总理瓦纳等人被军方扣留，28日，政变后上台的军政府领导人阿西米·戈伊塔上校成为马里过渡总统。但马里军队人数较少，现役军队只有约10000人，装备落后，并且士气低下，虽然已成功夺权，看来不能有效支持国家的运行。显而易见的是，2022年，马里的政治危机还是无法解决。另外，恐怖主义问题也一直是马里之大患。自2017 年“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遭受重创以来，大量非籍恐怖分子回流非洲，萨赫勒五国，特别是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乍得的安全态势进一步恶化。“圣战主义”思想在马里北部地区根深蒂固，反叛武装同激进势力相互勾结，边境地区的毒品交易和非法买卖为恐怖组织提供了资金支持，使这一地区成了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甚至蔓延至邻国，造成更大的威胁。马里现阶段的权力真空极大地影响到马里的反恐行动以及萨赫勒五国反恐合作机制的运转，加之法国的逐步撤军使马里的反恐形势不容乐观，各类恐怖主义向马里渗透的可能性导致全球的反恐形势也面临重大考验。为帮助马里摆脱这一困境，萨赫勒地区各国以及国际社会应该加大支持力度，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2022年，这几个新的军政国家都面临着不同危机。缅甸军政府因为军队力量较强，被推翻的可能性不大，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只能希望缅甸军政府能克制、保持理智，不屠杀人民。从苏丹军方全面接管国家的行动来看，其局势发展可能会与缅甸类似，世界也只能希望苏丹军政府能不步缅甸军政府的后尘，否则只会加剧国际社会对其的制裁，导致国内的经济进一步恶化。马里军队本身实力较弱，民众和军队之间的频繁冲突将会是2022年马里的一个中心主题，恐怖主义的持续渗透也使其形势更令人担忧。

 9   非洲恶化的危机

非洲大陆，受新冠肺炎疫情及极端天气的影响，并因经济基础薄弱和抗风险能力差等原因，迟迟无法摆脱困局。若论经济衰退之巨，政治之动荡，深陷饥荒人群之大，及骚乱、暴力、恐怖等活动之剧，至少有10余个国家在未来应被深切关注。

据联合国发布的《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报告，非洲在2020年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收缩。尽管多家机构均预测2022年非洲的经济将有所回暖，但相对于2021年仍面临下行风险。由于非洲抗风险能力差，经济衰退很容易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紧张，进而可能加剧不安全、暴力、国内流离失所、难民和粮食危机。事实上，受疫情、经济衰退等多重因素影响，2021年非洲先后发生2次未遂政变（3月尼日尔未遂的军事政变，9月21日苏丹的未遂政变）、4次成功政变（4月乍得军方接管政权、5月马里军事政变、9月几内亚和10月苏丹的军事政变），以及8月份针对马达加斯加总统的1次未遂暗杀。所幸，这些政治危机并未引发大范围战争。相较之下，非洲地区因骚乱、暴力、恐怖主义、战争等造成了更多的人员伤亡，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尤为严重，详见图3。

尼日利亚：该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安全危机，从绑架到极端主义叛乱，该国几乎每个角落都遭受着暴力和犯罪的打击。概括来说，尼境内主要存在5种安全威胁，分别是圣战主义（主要是盘踞于东北部的博科圣地和“伊斯兰国”西非省组织）、牧民-农民冲突（主要发生在中部贝努埃州）、土匪和绑架（主要发生于西北和中北部）、分离主义叛乱（位于东南部）和石油武装分子（Oil militants，集中在南部尼日尔省三角洲）。图3显示，2021年尼日利亚因战斗、针对平民的暴力和骚乱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8251。诸多暴力事件加剧了该国的难民问题，数以万计的尼日利亚人逃往尼日尔避难。不幸的是，尼日尔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以“大撒哈拉伊斯兰国”（IS-GS）为代表的恐怖组织常在蒂拉贝里地区袭击平民、政府官员及军方目标，导致大量人员伤亡。2021年1-11月在尼日尔发生的袭击事件造成698名平民死亡，是2020年同期的两倍之多。作为尼日尔的邻国，布基纳法索的恐怖主义活动也甚为猖獗，尤其是中北部地区。

埃塞俄比亚：持续的内战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据ACLED数据显示，2021年埃塞在战斗和针对平民的袭击中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5033和2467人（见图3）。2021年11月埃塞国防军依靠阿联酋、伊朗、土耳其提供的无人机，将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提人阵）的军队逐回了提格雷州山区。提人阵是原埃塞俄比亚执政党——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的核心，并曾实际控制埃塞俄比亚政权，但近期已被阿比为首的埃塞俄比亚繁荣党定为恐怖组织。因提人阵在提格雷地区得到当地民众支持，埃塞的战事在未来一段时间会胶着，希望那些局部的战事不至于造成大规模的伤亡。

刚果民主共和国：该国是继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之后因战乱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其东北部存在着多支反政府武装，包括卢旺达解放民主力量、乌干达反政府武装“民主同盟军”（ADF）、民族主义与融合主义者阵线（FNI）、反政府组织“刚果爱国平等力量”（FPIC）、民兵组织“刚果发展合作社”（CODECO）、“伊图里爱国抵抗阵线”（FRPI）等。这些武装力量不仅彼此之间相互倾轧，且时常因利绑架甚至杀害外国人员。2021年该国再度发生内乱，边境地区爆发枪战，甚至还将联合国车队卷入其中，共造成5144人死亡。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仅由ADF组织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就超过800人。尽管当地政府不遗余力地打击反政府武装力量，但效果有限。未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安全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以上三国外，2021年马里、苏丹、南苏丹、索马里、中非和喀麦隆等国因三种暴力活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均超过1000，详见图3、图4。2022年非洲大陆的安全形势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由图4可以推断，2022年，尼日利亚、中非、苏丹和尼日尔的形势大概率会继续恶化。

 10   来自阿富汗的破解人道主义危机的第一缕曙光

新冠肺炎，洪灾，台风，地震，山火，饥荒，社会动荡，暴乱，恐怖袭击，政治的极端不稳定性及局部战争，使得世界多国经济崩溃，并深陷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中。所幸，在诸多这样的国家中，包括埃塞俄比亚，海地，黎巴嫩，缅甸，苏丹，马里等，第一缕曙光已隐约在阿富汗出现。

近20年间，因美国反恐，阿富汗一直饱受战祸，大部分时间政治都处于极度不稳定之中。近几年的一个例外稳定的窗口出现在2018年。应该是感觉到了这个稳定的窗口，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中开始与塔利班谈判撤军。谈判持续了近18个月，至2020年2月签署了撤军协议。协议不牵涉当时的阿富汗政府，并同意陆续释放5000名塔利班囚犯；谈判期间及以后，美军也没怎么有针对性地打击塔利班。至2021年8月塔利班迅速攻陷喀布尔时，其军队总人数达到80000人。可见，释放的5000名囚犯是其军队的一个重要力量。塔利班掌权后，可能得益于西方的批评，塔利班基本允许女孩子们继续上学，也允许妇女在政府部门工作——当然，按通常的标准，塔利班做的肯定还不够好——所幸，塔利班确实在改，虽然缓慢。目前，阿富汗陷入的困境是大规模饥荒和基本崩溃的经济。如此，怎么可以说阿富汗将射出一缕破解人道主义危机的曙光？

理由是，不同于包括埃塞俄比亚，海地，黎巴嫩，缅甸，苏丹，马里等同样陷入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的国家，塔利班自去年8月掌权后，以异乎寻常的速度，使得阿富汗的政治正一天比一天变的稳定（with unusual speed, Afghanistan's politics isgetting more stable each day）。相比于伊斯兰恐怖主义，塔利班的教义更温和些；塔利班的战士身经百战，所以，塔利班政权有望在将来彻底压制在阿富汗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应该说，如果那一天到来，塔利班政权相当于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了些贡献。

相比之下，许多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海地，黎巴嫩，缅甸，苏丹，马里等，不仅深陷人道主义危机之中，还深陷极端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治危机中。后三个国家，刚经历军事政变，军政府不被其人民认可，自不必多说（请见上面第8点）。至于埃塞俄比亚，去年11月政府军依靠邻国（阿联酋、伊朗、土耳其）提供的无人机，将提人阵的军队驱赶回了提格雷的山区。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危机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几年被解决。至于黎巴嫩，2019-2021的危机自经济危机演变成政治危机，再以正反馈方式互相促进，加上2020年8月首都贝鲁特港的爆炸，导致2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及2021年8月黎巴嫩北部的又一次大型燃料爆炸，至2021 年 10 月 9 日，由于货币和燃料短缺，在其两个主要发电站停电后，全国停电 24 小时，及几天后，贝鲁特发生宗派暴力事件，黎巴嫩基本接近完全崩溃。海地，在2021年7月其总统被刺杀导致权力真空及各方势力角逐，加上去年8月7.2级的地震导致2000多人死亡，1万多人受伤，十几万座建筑物受损或被毁，及60多万人需要援助，其状况并不比黎巴嫩好多少。因此，真能让人看见曙光的还是阿富汗。

为使那一缕破解人道主义危机的曙光能真正从阿富汗射将出来，国际社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必须立即给予阿富汗援助，特别是解冻阿富汗在西方接近20亿美元的资产。美国与塔利班在2020年2月达成的条约，既然不牵涉当时的阿富汗政府，等于承认塔利班是真正代表阿富汗人民的政体。塔利班能在2021年夏天势如破竹地攻占喀布尔及阿富汗全境，也确实表明，在阿富汗政府、伊斯兰恐怖组织和塔利班三者之间，大多数阿富汗人民选择了后者。因此，西方乃至全世界都不应再迟疑，因为任何延迟，都可能造成几十甚至几百万人的死亡。那种危机，无异于大规模战争甚至种族灭绝。所幸，这样的危机，在文明日益进步的当代，几乎不可能发生，尤其是联合国已呼吁全世界给阿富汗50亿美元的援助。我们希望全世界都能快速、有决断地援助阿富汗人民，使得阿富汗能实现经济上基本自给自足，并有余力有效打击伊斯兰恐怖活动。

*文章转自“文化纵横”。